一九一八年，他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看到母亲捧着一本叫《红楼梦》的书出神。后来，他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何对那一本书如痴如醉，他甚至还产生了要英译《红楼梦》的想法。
一九四七年，正读燕京大学的他，试探着写了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文章恰被胡适先生看到，胡异常高兴，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适先生共给他写了六封信。从此，他走上了漫长艰辛的红学研究之路。
一九四八年，他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该书于一九五三年九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着再版三次，当年的研究者们几乎人手一册。这是红学史上首部文史哲综合学术论著。
因为研究《红楼梦》，他从四川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由“红”变成了“黑”：一九六八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别人都说他，“成也‘红楼’败也‘红楼’”。然而，无论包围在溢美之词中，还是饱受他人的呵斥拷问，所有的一切都没改变他对学术研究的忠诚。即使是在“五七”干校，每日劳动之余，他依然没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读《红楼梦》，写体会。
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坎坷，他二十几岁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几近失明。可是老人依然天天工作、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红楼夺目红》等几百万字的红学专著。他就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是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周汝昌。
人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可选择之后应是无悔的付出。周汝昌在生命起程的那一刻就找准了前行的目标，有了方向的引领，让他一次次拨开云雾，在生命的征程中用一生的时间朝着心中的圣殿稳步前行。可整个路程并不是寂寞的，因为他收获了生命春天的同时，也收获了夹岸桃花，一路风景。
（艾光裕荐自《中国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