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去当地的博物馆和纪念馆看看。二零一三年春，我在沈阳某部队采风期间，去了东北烈士纪念馆。
那天大雨，馆里几乎没有人。我遇到一位老太太，一个人扶着轮椅，慢慢地沿着展线一步一寸地挪着。她看上去应该有九零多岁了，矮小又衰弱，双目混浊，头上稀疏的白发晃荡着。我上前想帮忙，她摇头摆手。我就退后几步，不出声地跟着，一路用余光关顾她。老人在一个展柜前停下，默然地端详墙上的一张照片。过了一会儿，她俯下头来，双手搂着展柜，脸庞长久地、紧紧地贴着展柜的玻璃，仿佛在体味那展柜内物品的温度，脸上老泪纵横。直到有个年轻人轻手轻脚过来，扶着老人离开。
我走过去看，墙上的图片是一张不甚清晰的合影，一群年轻人戴着大红花错落地站着，静默，微笑。面孔仿佛熟悉，又仿佛陌生。人群背后的上方有一个大横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柜里是一个很旧的背包，并没有注明物主。我用手摸摸展柜，光滑的玻璃柜面冰冷，上面还留有老人的泪痕。
那一年的深秋，我去丹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活动。那一天来了很多人，纪念馆的全景画展厅挤满了观众。这个展厅的全景画运用了现代高科技的声光电及全息影像技术，在百米多长、高达十几米、二七零度环形超大空间里，逼真再现了第二次战役中清川江战斗的激战情景，场面逼真，十分震撼。演示正在进行的时候，在此起彼伏的厮杀声、枪炮声和炫目闪烁的炮火硝烟中，我听到了一阵无所顾忌的痛哭声。循声看去，只见一位瘦小的白发老太太身体前倾，双臂使劲前伸，似乎努力想去拥抱她面前阵地上那位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的雕像，但栏杆阻碍了她的努力。这情景霎时刺痛了我的心。泪眼模糊中，一些似曾熟悉的面孔在眼前明灭交错的炮火闪烁中出现、然后又消失不见了。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位老人是之前见过的。活动结束后，我出去找她，但走到大厅里，眼前赫然全是面容沧桑的白发老人。他们是志愿军老兵，或者是老兵们的家属，坐在轮椅上的有十几位，我没有认出我要找的是他们中的哪一位。
那天中午，我去了鸭绿江边。
丹东真是个美丽的城市，不仅美丽，而且洁净、安静，宽阔的马路上行人极少，鸟鸣的声音清晰可闻，阳光从透明的天空洒下，远处的道路、近处的树叶都在闪光。站在江边极目望去，两岸风光触目可及，一带江水波澜不惊，不疾不徐地拥着无数粼粼的闪光，悄无声息地流淌，这情景宛若童话。但蓦然间，那座断桥闯入视线，横在江面上一截，用冰冷的铁质和尖锐的断裂备注着它曾经惊心动魄的过往。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大概鲜有人知道，这个位于中国北方的小城，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知道这条名叫“鸭绿江”的河流。是的，如今“鸭绿江”这个词语，已经成为那场战争最直接的注脚。
站在断桥的尽头，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又闪烁出现了。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列长长的队伍，在初冬薄雪的冰面上正在过江前行。他们每个人都英姿勃发，虽然没戴帽徽、没有臂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光荣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加入了革命队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穿越过几十年的枪林弹雨，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一天，他们是多么的欢呼雀跃、热泪盈眶。可是，建设和平家园的幸福蓝图刚刚展开，一声令下，他们又重新拿起枪，打起背包，走上保家卫国的征途。这一次是去国怀乡，一条江水隔开了他们和亲人，却不能隔断祖国儿女对她的忠诚。他们大步走着，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只留给我们一个个果敢的背影。这个画面那么清晰，那么明确。那一刻，“鸭绿江”一词像一记重锤击打在我心中，我想，我要为这场战争写点什么。
调研、酝酿的过程非常漫长。我花费数年时间做了资料研究和素材准备，寂寞、繁杂、疲累但甘之如饴。我以为创作与准备的关系，如同打仗与粮草。一个有责任和有追求的作家，不会在获取之后只作原貌式的描绘，而是要调动起全部记忆中最清晰、最感怀的那些经验和细节，经过思考沉淀之后再次发酵，去重新建构、营造、还原、重组，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再现——那些苦难与欢乐，荒凉与繁荣，忧戚与辉煌。我像一个资深的战术军师，处心积虑地谋划，事先用时间的经纬、事件的节点、命运转折的高地，精心布局了一副战争的沙盘。而后，我俯身其上展开叙述，时而黄钟大吕纵览歌唱，时而竹丝小调纤语徐徐，或瞻前顾后，或高瞻远瞩，皆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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