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一八六零-一九零四)是一九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最后一个伟大作家。他以卓越的短篇小说和戏剧创作跻身世界文豪之列。契诃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外国作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一八六零年一月一七日出生在南俄阿速夫海边塔甘罗格城一个小市民家中。他祖父是农奴，后赎身。父亲是个小杂货店商人，契诃夫在贫困中度过了阴暗的童年。一八七六年他父亲破产，全家迁莫斯科，只留下他继续读塔甘罗格中学，且在遭白眼与劳动中求生，尝尽人间世态炎凉。一八八零年，契诃夫考上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并在这一年开始了文学创作。
契诃夫开始创作的八零年代，正是沙皇政府镇压民粹派革命后的黑暗年代。进步刊物被查封，他开始只能用洪契特等笔名写些滑稽小故事。一八八四年，大学毕业，在莫斯科郊区医院行医，到处出诊，深入生活，创作日益深刻。契诃夫主要写短篇小说，到一八八八年已出版了五部集子，获科学院奖，成为名作家，并写了大型作品《草原》，一八八九年则写出多幕剧《伊凡诺夫》。
契诃夫八零年代的小说揭露了当时“小人物”的奴隶性格。在《小公务员之死》（一八八三）中，作者嘲笑了那种诚惶诚恐以不冒犯统治集团为生活准则的怯懦性格。作者指出具有这类性格的小官吏是受到社会的无形压力而于可悲又可笑的地位的。在《胖子和瘦子》(一八八三)里，契诃夫同样描写社会的不公平在小官吏身上如何打下了奴性的烙印。契诃夫写了些灰色人们和灰色生活，从小人物的提惧、渺小反衬旧制度的可憎。
契诃夫区分了畏怯的奴隶性和跋扈的奴才性，他在小说中打击了反动势力维护者的奴才性格和顽固横暴。在《变色龙》(一八八四) 中，作者刻划了见风转舵阿谀奉迎的反动走狗的形象，暴露了警察的卑鄙及其所代表的法律的虚伪。在《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一八八五) 中契诃夫则把一个愚味无知、顽固守旧、不承认任何自山主义改革的反动性格展示了出来。中士这个为虎作伥的恶鬼，自觉维护反动秩序，他蛮横无理干涉不该他干涉的一切。在这个形象中，作者概括了亚历山大三世反动制度与反动意识的特点。
与此相对，契诃夫对不幸的弱小者和劳动者表示了深切的人道同情。随着作者对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下劳动人民悲惨处境认识的加深，八零年代后半期，他的创作的人民性有所加强，滑稽的作风就逐渐被对生活的深刻挖掘所代替。小说《哀伤》(一八八五) 写出了旋匠的生活痛苦；而《苦恼》(一八八六)中则描写了马车夫心情的沉郁与有苦无处诉的痛楚。作家怀着惨淡的微笑揭示了下层人民的悲痛心灵。契诃夫写这类主题时，又着重描写了贫困无依而从事繁重劳动的儿童生活。作者自己有过“没有童年的童年”，因此写起童工来，特别感人。在小说《万卡》(一八八六) 和《困》(一八八八)中，契诃夫对吞噬孩子的旧社会作了控诉，表现了被压迫的劳动儿童发自弱小心灵的反抗心理。万卡是孤苦伶仃的小学徒，他忍受不了残酷的生活，怀者希望想挣脱自己的环境，但旧世界是没有给劳动儿童提供出路的。《困》的小主人公，则把自己的愤恨，发泄在婴儿身上，实际是反抗心理的表现。
八零年代在资产阶级革命性消失、无产阶级革命性正在萌芽之际，社会政治思想斗争更为剧烈。契诃夫看到破产的民粹主义思想的堕落，也不满意自由主义的虚伪理论和忍耐妥协的托尔斯泰主义。但他走向不问政治的道路。这固然使他不受妥协派感染而免去同流合污，但也使他旧的小市民思想的幻灭，他陷于要探求新的世界观而不得的苦恼之中。这时，他在小说中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苦闷和对新世界观的探索。在《没有意思的故事》(一八八九) 中，契诃夫通过老教授不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指出有头脑而没有“中心思想”的人，精神实际在死亡。作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对世界观缺乏整体观念，势必其心理与精神矛盾日益尖锐化。这个故事是沉闷的、乏味的，从中也显示了作家对生活和对自己的不满。
契诃夫本人为了求得对世界的新的认识，一八九零年四月，动身去库页岛，行程三个月才到达。他在库页岛停留九三天，研究了流放地和苦役犯的生活。又用两月时间由海上回俄国，一二月中旬才返莫斯科。他写了《库页岛》(一八九一-一八九四)一书，描写那里的非人生活。那种阴森恐怖的生活印象促他写出了《第六号病室》(一八九二)来揭露黑暗统治，批判妥协主义和自由主义。小说通过逼人发疯的医院的气氛，显示了亚历山大三世社会的恐怖气氛。同时更批判了院长拉京同尼基达为代表的恶势力的和平共处。院长的“勿以暴力抗恶”实质是纵容残暴，结果自己被宣布为疯子。列宁青年时代读了《第六号病室》彻夜难眠，说明作品的感染力和它作为生活缩影真实反映了黑暗时代的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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