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中国需要数控车床人才、编程人才，这些事情需要学生读完本科才做得到。中国需要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阶段中国培养制造人才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实施五+五义务教育，二是将一二零零所大学中的一半变成技术类大学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四日，在江苏南通市，参赛选手在二零二二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图/IC
文 | 张明丽
编辑 | 王延春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职业教育？近几年，国家政策层面数次加码职业教育，教育部颁布的“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将学生是否接受职业教育的分水岭划至高中阶段。初中毕业后，学生即面临升普高还是入职校的抉择。
不过，此次“普职同重”的倡导却面临着上热下冷的尴尬境地。在基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眼中，职业高中（下称“职高”）与负面印象挂钩。一位初三班主任曾在采访中介绍，班级里没有一个学生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职高就读，如果学生成绩不好，家长要被迫提前考虑其他可能性，读民办、找私立，抑或出国。
那么，职业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认识职业教育的关键点之一是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现阶段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正因如此，他一直提倡取消教育过早分流，实施十年义务教育制。
此外，职高无法让学生学到有效技能也是他不赞同过早分流的原因之一。“高等职业院校（下称“高职”）阶段的教育就比职高好很多，高职与企业合作更紧密，是真正在做‘二元制’。到了大学阶段，学生心智也更健全，可以去参加工作了。”姚洋说。
如果职高教育现阶段尚不具备培养制造人才的条件，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更为合理的教育模式，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培养出当下所缺乏的制造人才？
姚洋认为，在二零世纪九零年代之前，中国曾经有过职业工人的高光时刻，也有过如今饱受赞誉的德国“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三零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再具备重回过去体系的基础，现阶段再谈职高教育就是“空中楼阁”。
他提出，现阶段培养人才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实施五+五义务教育，二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将一二零零所大学中的一半变成技术类大学，扭转上世纪九零年代以来大学盲目扩张的趋势，重回“学院制”。
关于职高教育、城乡教育公平、高考取消英语考试等话题，姚洋院长近期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我们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
《财经》：您反对过早教育分流，提议普及十年义务教育，认为过早分流不利于学生成长，有没有考虑过，初升高分流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高中的“竞品”——中职建设不尽如人意？
姚洋：讨论的前提不能跑偏，中国的教育态势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北京大学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二零岁-三零岁的年轻人里，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年限不到一二年，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刚过九年，这意味着，很多人没上过高中。该结论与教育部披露的中国高校毛入学率五四.五%相符。如果将这个数据与五零%的高中升学率结合起来看，可以理解为，上了高中的孩子基本都能上大学。
那么，职高教育有没有用？从我们一线调研的经历来看，职高的学生毕业后也不想就业，他们几乎都想读大学。多数家长的观念是，孩子如果不上大学，高中阶段的投资是不值的。职高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大托儿所，孩子进去以后，熬到毕业领文凭。
职高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不能让学生学到足够技能，有些职校培训方向设置没有必要。举个例子，美容美发美甲培训，初中生教三个月就能学会。家长为什么要把孩子专门送到职校去学习三年？
现在社会上需求量大的是编写软件人才，但初中毕业生编写不了软件。我们看过职校的培训流程，只要求学生机械套用，而不求其知其所以然。这些学生如果有机会读大学，他们还是要从头开始学习编程技术。所以，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值得思考。
《财经》：确实，目前职校还存在课程设置与课程体系不合理、不完备的情况，教学水准不够高，但如果国家“普职同重”政策指令不改的前提下，有无可能倒逼出一批教学水准更高的职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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