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的文章（精选一二篇）
寒江独钓蓼做伴
文/王奇伟
尽管已是腊月，许是暖冬之故，在农家乐附近的一处沟渠边，竟发现了几株残存的野花，厚厚的草叶间隐藏着一些深紫色碎米般的小花，当地的老农告诉我：那是红蓼，也叫狗尾巴草，深紫色花穗是它在生命最后阶段匆匆结出的籽儿。
红蓼当然是很“卑微”的花，给它一点点土，再加一点点水，它就兴高采烈地开遍荒郊野岭。“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暮秋之后，当其它植物渐次“冬眠”之时，红蓼却依然逆势生长，它们随心所欲地舒展枝条放纵枝叶，生命力出奇地顽强和旺盛。在众多野花中，红蓼虽不及牵牛花奔放热烈、矢车菊潇洒飘逸、大麦熟雍容华贵……但它在寒风中浅吟低笑的倔强之美，最令人难以忘怀。
我喜爱红蓼，还缘自一个特殊的情结。多年前的一个深秋，我独自去乐山游玩，有位来自天津的祁画家恰好与我住在同一间旅舍，我们相谈颇为契合。翌日清晨，两人迎着薄雾，穿过青衣江铁索桥，踩着湿润的石阶，在密林翠竹中寻访乌尤古寺。经过一处河滩时，一大片在秋天秋水之间灼然怒放的红蓼令我们流连忘返，祁画家当即支起画架，现场创作了一幅秋水红蓼图。旅行结束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城市，我给祁画家寄去了照片，他也给我写过信，并嘱我“如有机会到天津，望到学校找我，并希译作之余来信以密切我们的友谊。”但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渐渐疏远起来，不再互通音讯互致问候，最终像断了线的风筝难觅踪影，唯有那幅画中如火苗般跳跃的红蓼偶尔闪现脑际，唤起我对那次邂逅的追忆。
都说红蓼盛开时灿若云霞，但令人费解的是，古人却常将其视为“离愁之花”，是不是因红蓼大多生长在迎来送往的渡口码头而被误读？“梧桐落，蓼花秋。烟初冷，雨才收，萧条风物正堪愁。”南唐冯延巳这首《芳草渡》道尽了红蓼的凄苦身世。从古至今，人人皆言寂寞红蓼，可谁又真正懂得红蓼？尽管它的花穗始终谦卑地低头向着大地，骨子里却比任何植物都清高，河滩荒野是它的栖息之所，清风明月是它最好的知己，生命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表面的高度或热闹。还是陆放翁说得好：“十年诗酒客刀洲，每为名花秉烛游。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枝红蓼醉清秋。”上了点年纪，很多事都看淡了，悠闲垂钓时若得数株红蓼做伴，此生足矣。
丹青缘
文/李动
随作协文友坐车来到烟雨迷蒙的西湖边，来到国画大师潘天寿的故居。
聆听纪念馆解说员小李介绍潘老的作品，认真欣赏其画，从心底感佩其画磅礴大气。待解说员介绍毕，我问她：“你认识高培明吗？”她笑着说：“怎么不认识，还相当熟悉呢。高书记刚去世，他是个好人。”小李说罢，惊讶地问我：你怎么认识高书记的？”我告诉她：““我们是老乡，抗战时期，鬼子追赶他，他闯进我祖母家，多亏我祖母带他进屋，让他躺在床上，并盖上被子，使他躲过了一劫。”李女士惊讶地说：“是吗？”然后，她告诉我：“不久前，高书记的儿子刚卖了一幅潘老的画，一八零零万。”
我听后并不惊讶，心里还有点想入非非，倘若当年我到他家做客时，向他索要潘老的画，他一定会慷慨赠送。因为那是个计划经济年代，都不知这些大师的画会卖到天价。上世纪八零年代初，高书记离休前捐出了一批国画，其中不少是潘天寿的作品。
新世纪初，父亲曾为泰安老家筹建小学，将此事告诉了高培明，他问父亲：“钱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可以拍卖一幅潘天寿的画来资助建校。”父亲告诉他：“堂弟其泰已捐了一零零万，足够了。”他高兴地说：辛苦你了，一定要为家乡建所“学校，使晚辈们接受教育。”
父亲曾告诉我，上世纪五零年代末，高培明调任浙江美院任党委书记，斯时，潘天寿任美院院长。那时运动频繁，潘院长不断地接受改造，好在高书记性格善良、脾气温和，颇为关照潘院长。为了感激其保护，潘院长先后画了不少国画相赠。
一九七五年夏，我与中学同学张浩一起去杭州游玩，我带着他冒昧地住到了高大伯家，在他家吃住了三天，他非常热情。没想到第三天晚上，张浩感冒发起高烧，高大伯撑着雨伞冒着大雨，特意到学校卫生院配了退烧药，这事给高大伯添了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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