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汉滨区西南边陲牛蹄镇双桥村,小块地叫蒋家沟。这里沟深坡陡,树木遮天蔽日。一条羊肠小道隐藏在山坡边的杂草林中,祖祖辈辈一直没能走出一条平坦的路。好在党的惠民政策受益了。村民们通过生态搬迁、移民安置、扶贫等政策陆续迁出,或在路边自建房屋,或在城里购买商品房,更多的搬进了社区集中安置点。曾经回荡在山沟里的板锄的铮铮声,石板屋顶上飘渺的烟火,三两声乌鸦和狗叫,忽明忽暗的煤油灯都已经消逝了。只有曾经给我温暖和希望的棕榈树还在顽强地生长,风吹过,棕榈叶沙沙作响,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时光的沧桑。
小时候我们家人口多,劳动力少,经常缺衣少食,缺油少盐。由于棕适应性强,柔韧性好,防潮保暖,不仅是农家家用电器的天然原料,还卖给供销社帮助家庭现金,所以从小我就和棕结下了不解之缘。
棕榈树不选择地形,大多生长在树和岩石中。砍棕榈树不仅需要技术,而且是危险的工作。上坡前磨掌刀,吃早饭,领着妹子,带着草帽和砍刀,砍出一条路,通往棕榈林。先把棕榈板从上到下切开,然后把棕榈树抱成一圈,一个棕榈就掉下来了,一圈又一圈。最难受的是暑假剪棕的时候,太阳暴晒,棕灰落满头发和脸颊,汗水流进脖子,又痒又刺。没有别的办法看。只有拉起袖子,像猴子屁股一样擦脸。直到日落时分,干脆脱下衣服,跳进小溪里好好洗个澡,坐在一块绿色的石头上晾干,然后背着棕色回家,换一种方式享受妈妈做的午餐。
然而,有喜有悲。锦鸡和斑鸠在鸣叫,跳鼠活蹦乱跳,不时有兔子、黄麂、白麂在附近偷偷摸摸。他们根本不把我们的小宝贝当回事。野李子,梨,桃,栗子,八月炒,救命粮,马桑沫amp; hellipamp; hellip四季都有吃不完的零食,哪怕挠脸挠手。
一个假期下来,总共能割几十斤棕。趁着艳阳高照,我在院子里排着队,晒着捆,紧紧的挑到供销社。看到冉大爷在柜台边清点、称重、开发票,我就把钱递给了我妈。我知道学费和书费的钱已经谈妥了,我妈会拿两毛钱给我买糖吃。我把水果糖揣在兜里,走过隔壁班的窗户。
当然,每次都要挑选一到两捆颜色好的大棕糊,做成棕壳。冬天的时候,妈妈会把它们拿出来铰成鞋子,把旧布片一层一层的粘起来,用白布包起来做鞋底,再缝上灯心绒鞋面,一双新鞋就做好了。冬天,炉火旁,油灯下,妈妈和姐姐会戴着顶针熬夜给我们缝新针。那时候,你可以穿着崭新的布鞋和衣服走亲访友,走亲访友,看热闹,和失散已久的姐妹、兄弟、表兄弟一起在山坡上、田野里、花丛中无忧无虑地飞翔玩耍。
在沟口有几英亩稻田。每年春耕时节,队里的两个好劳力把牛带到坝下,戴上额头,插上一个水犁,牛拉犁,人拉犁,然后费力地撬开板结的土。然后,他们把水放进地里,放上一个长方形的犁。人们踩在耙子上,用棕色的绳子来回犁地。一人一牛一草帽,都是麻纤维打扮。每次放学回来,我都躺在田埂上,看着国家的第一张照片。我总是要等到太阳下山到山的另一边,才想起我该读的书还没读完。
到了八零年代初,棕色的床在当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睡起来柔软有弹性,舒适防潮。富裕家庭的人们拆掉了用稻草做成的框架床,换上了漂亮时髦的棕色床。后来才知道,做一张床,除了木头和绳子,工匠要十几块钱。我记得我父亲在陡坡上搬树时摔倒了,腰部受伤了。天气一变,他就不停地呻吟,我姐就命令我们全部割下来,自己留着。棕榈树的花也很有特色。花指如佛手,籽如粟籽金黄明亮。味道有点苦。我奶奶常说棕榈树炖猪心,娃娃吃心肺,让我记忆犹新。看了一遍就背下来了,可能和吃这个汤有关系。
棕榈树没有帅气的外表,华丽的衣裳,迷人的花果,却以顽强的性格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付出自己的全部给人温暖,点缀美丽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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