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汉滨区西南边陲牛蹄镇双桥村，小块地叫蒋家沟。这里沟深坡陡，树木遮天蔽日。一条羊肠小道隐藏在山坡边的杂草林中，祖祖辈辈一直没能走出一条平坦的路。好在党的惠民政策受益了。村民们通过生态搬迁、移民安置、扶贫等政策陆续迁出，或在路边自建房屋，或在城里购买商品房，更多的搬进了社区集中安置点。曾经回荡在山沟里的板锄的铮铮声，石板屋顶上飘渺的烟火，三两声乌鸦和狗叫，忽明忽暗的煤油灯都已经消逝了。只有曾经给我温暖和希望的棕榈树还在顽强地生长，风吹过，棕榈叶沙沙作响，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时光的沧桑。
小时候我们家人口多，劳动力少，经常缺衣少食，缺油少盐。由于棕适应性强，柔韧性好，防潮保暖，不仅是农家家用电器的天然原料，还卖给供销社帮助家庭现金，所以从小我就和棕结下了不解之缘。
棕榈树不选择地形，大多生长在树和岩石中。砍棕榈树不仅需要技术，而且是危险的工作。上坡前磨掌刀，吃早饭，领着妹子，带着草帽和砍刀，砍出一条路，通往棕榈林。先把棕榈板从上到下切开，然后把棕榈树抱成一圈，一个棕榈就掉下来了，一圈又一圈。最难受的是暑假剪棕的时候，太阳暴晒，棕灰落满头发和脸颊，汗水流进脖子，又痒又刺。没有别的办法看。只有拉起袖子，像猴子屁股一样擦脸。直到日落时分，干脆脱下衣服，跳进小溪里好好洗个澡，坐在一块绿色的石头上晾干，然后背着棕色回家，换一种方式享受妈妈做的午餐。
然而，有喜有悲。锦鸡和斑鸠在鸣叫，跳鼠活蹦乱跳，不时有兔子、黄麂、白麂在附近偷偷摸摸。他们根本不把我们的小宝贝当回事。野李子，梨，桃，栗子，八月炒，救命粮，马桑沫amp; hellipamp; hellip四季都有吃不完的零食，哪怕挠脸挠手。
一个假期下来，总共能割几十斤棕。趁着艳阳高照，我在院子里排着队，晒着捆，紧紧的挑到供销社。看到冉大爷在柜台边清点、称重、开发票，我就把钱递给了我妈。我知道学费和书费的钱已经谈妥了，我妈会拿两毛钱给我买糖吃。我把水果糖揣在兜里，走过隔壁班的窗户。
当然，每次都要挑选一到两捆颜色好的大棕糊，做成棕壳。冬天的时候，妈妈会把它们拿出来铰成鞋子，把旧布片一层一层的粘起来，用白布包起来做鞋底，再缝上灯心绒鞋面，一双新鞋就做好了。冬天，炉火旁，油灯下，妈妈和姐姐会戴着顶针熬夜给我们缝新针。那时候，你可以穿着崭新的布鞋和衣服走亲访友，走亲访友，看热闹，和失散已久的姐妹、兄弟、表兄弟一起在山坡上、田野里、花丛中无忧无虑地飞翔玩耍。
在沟口有几英亩稻田。每年春耕时节，队里的两个好劳力把牛带到坝下，戴上额头，插上一个水犁，牛拉犁，人拉犁，然后费力地撬开板结的土。然后，他们把水放进地里，放上一个长方形的犁。人们踩在耙子上，用棕色的绳子来回犁地。一人一牛一草帽，都是麻纤维打扮。每次放学回来，我都躺在田埂上，看着国家的第一张照片。我总是要等到太阳下山到山的另一边，才想起我该读的书还没读完。
到了八零年代初，棕色的床在当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睡起来柔软有弹性，舒适防潮。富裕家庭的人们拆掉了用稻草做成的框架床，换上了漂亮时髦的棕色床。后来才知道，做一张床，除了木头和绳子，工匠要十几块钱。我记得我父亲在陡坡上搬树时摔倒了，腰部受伤了。天气一变，他就不停地呻吟，我姐就命令我们全部割下来，自己留着。棕榈树的花也很有特色。花指如佛手，籽如粟籽金黄明亮。味道有点苦。我奶奶常说棕榈树炖猪心，娃娃吃心肺，让我记忆犹新。看了一遍就背下来了，可能和吃这个汤有关系。
棕榈树没有帅气的外表，华丽的衣裳，迷人的花果，却以顽强的性格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付出自己的全部给人温暖，点缀美丽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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