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早，每年清明节，都在外地工作的大哥和三哥都要回凯里过年，这也成了我们兄弟团聚的节气。我家有四个兄弟，两个在凯里工作，两个在平坝县。
父亲是镇远人，母亲是平坝县人。民国时期，父亲在平坝遇到了母亲，把她带回镇远成家。之后的几十年，由于交通不便，家境贫寒，母亲再也没有回过平坝老家。后来，通过在平坝工作的大哥的努力，母亲终于回到了平坝老家，与失散已久的姐姐团聚，并到早已过世的爷爷奶奶的坟前烧香磕头痛哭，从而放弃了几十年对家乡和家人的向往。
父母在世时，每到春节，在平坝打工的大哥和三哥都会回凯里与父母团聚。父母去世后，我们四个人每年清明节都会团聚。我们大哥三哥工作再忙，也得回凯里混。
母亲离开我们四十年，父亲去世二十七年。但是，我还是时不时在梦里见到父母。我父亲生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生坎坷。童年时，他在洋河学捕鱼，年轻人走遍全国学烹饪。他在平坝县学烹饪的时候认识了我妈。解放后，父亲被分配到镇远行署师范学校工作，在食堂当厨师。一九五六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不久州府从镇远迁至凯里。父亲也调到凯里师范当厨师，我们一家从镇远县城搬到凯里。
我爸爸是凯里有名的厨师。他一生热爱并尊重烹饪。他把厨师这个职业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精益求精。只有豆腐可以做成几十种美味的菜肴。我父亲曾经给我大哥讲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红军长征攻占遵义时，我父亲在贵阳一个军阀家里当厨师，他的一个厨师同伴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受地下党组织指使，秘密为红军筹粮。看到父亲的正直和忠诚，他动员父亲帮他秘密为红军筹粮。后来，这位地下党员跟随红军北上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知道这位厨师老乡是地下党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当州内召开大型会议，父亲都要被调到主厨岗位。那时候物资匮乏，炒菜品种少。但是，无论是什么食材，被父亲加工烹饪，都是色香味俱佳。客人吃了之后，常常称赞，问是哪个厨师做的。在那个劳动人民的光辉时代，我的父亲备受人们的尊敬。当校长、老师和学生见到我父亲时，他们都礼貌地向他打招呼:amp; 杨师傅，你手艺高，做的菜真好吃。amp;
解放后，母亲被安排到镇远城关集体豆腐社工作。父亲调到凯里工作后，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四个兄弟，辞去了工作在凯里做家庭主妇。因为父亲工资低，母亲会在家带孩子，用一点报酬补贴家庭生活。后来凯里师范学校办了托儿所，我妈去托儿所当临时工。
记得小时候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对我一生的行为习惯影响很大。有一次，放学后，我跑到学校食堂。我父亲的一个同事看我饿得不行，就拿起一个又白又大又好吃的馒头给我。我很高兴一接手就被父亲看到了。我打了他一巴掌，一边把馒头从我手里拿走，一边训斥着他:“你说什么？你这傻孩子，官馒头不能随便吃。amp; 我感到痛苦和不公正。同事解释说:amp; 我觉得这孩子饿坏了，过会儿记在我账上。amp; 父亲说:amp; 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孩子不应该被宠坏。他这次得手了，下次还会再来。amp; 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去学校食堂了，也知道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还有一次，父亲的结拜兄弟从老家来，父亲做了一顿好吃的。好久没闻到猪肉的味道了，咽了咽口水。我等不及爸爸宣布开饭了，就迫不及待地伸手拿起肉来吃。我爸把肉从我碗里拿回去，被扇了一巴掌:“你这个不守规矩的孩子，客人还没吃饭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amp; 我被委屈的哭了。客人劝道:amp; 如果孩子还小，不要怪他，让他去吧。amp; 父亲说:amp; 这可不行。我被惯坏了，长大了也不懂规矩。amp; 之后知道家里有客人，要等客人先吃饭，孩子才能动筷子。
我不敢说我的家教有多好，但是我们四个兄弟一家人都很尽职，都很普通，都很健康，都很快乐。这和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父母的坟墓埋在离凯里郊区不远的山坡上的松林里。每年清明节，我们四兄弟四家人，在大哥的带领下，带着锄头、镰刀、铁锹来到父母的坟前扫墓，把坟头和周围茂密的杂草剪掉，把排水沟整理好，把周围的坟头清理干净，用手绢把墓碑擦洗干净；剪一根拇指粗的树枝，把四兄弟买的四张挂着的白色浮纸绑在树枝头上，插在坟头上。然后按照习俗，兄弟四人一家一家在父母墓碑前跪拜，寄托我们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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